421-我们如何面对真正的问题
第一， 军中将领如何发言
如果军人用笔名或非身份实名发表文章观点，他与一般公民无任何区别，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其发言权，但如果媒体注明其身份，特别像李际均，身为中将，且原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身份特殊，他的发言有可能因其身份而对外界发生特别影响，这是需要社会各届关注的，且应该反对的行为，尽管他已退到二线，仍然需要我们抵制这种干政行为。
第二， 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多大的孩子开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用什么形式，用什么内容，我们在参考其它各国的方式，不能简单化。我认为，中国的革命教育多是暴力化，简单化，过份美化，使孩子们认为，革命是必然胜利的，所有的敌人都是幼稚愚昧的，你去看看书店里的革命传统类图书与少儿电视，就知道了，我是经常陪孩子看电视，看着那些将日本鬼子动漫化的节目，就觉得问题很是严重，中国的孩子与日本军人之间就像美国的猫与老鼠一样，做游戏着呢，而且中国孩子们很简单就消灭了许多日本敌人。
在教科书里如何让很小的孩子知道中日之战？如何解释国共之争，非常复杂，许多历史问题都没有揭开真相，不如谈或少谈。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多是简单的，仇恨教育居多，暴力内容为主，我反对这样的暴力革命教育。所以，李中将的发言并没有考虑孩子们的未来，而只是考虑他自己落后的片面的思维逻辑，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孩子们是没有关联的，靠的是国家综合国力，是科技水平。
第三， 如何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应该在青少年们要求入团入党时进行系统教育，从党派角度进行教育更为合适，大面积地在中小学教育，并不妥当。
第四， 仇恨过去的敌人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的许多传统教育都停留在仇恨过去的敌人，纠缠过去的战争，使孩子们一讲抗日就仇恨日本人，泛化了仇恨，一讲解放战争就仇恨国民党，一讲到抗美援朝就仇恨美国人，全世界都成了孩子们仇视的对象，这样的仇恨教育使青少年们心怀仇恨，过去的敌人早已过去，现在的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孩子们并没有宏大的历史文化视野，他们可能因教育而埋下仇恨的种子，并不利于孩子们身心健康。
第五，仇恨教育是愚昧人民的方式
仇恨教育最成功的是巴勒斯坦地区，孩子们天天扔石头，结果呢？以色列的孩子们有多少在战场上扔石头？国家的事情不要让孩子们掺合，这是以色列的教育思想，他们的孩子们极其单纯。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们爱自己的家人、朋友、国家，长大以后遇到国难必然会保家卫国，这是自然的事情，用不着天天暴力化教育。
温家宝在新年里与大学生说，爱是一切道德的基础。爱的教育在中国是缺失的。懂得美好的爱的人，长大后就会对假丑恶的东西自然反对，而进行仇恨教育，则会使一代人从小在仇恨的情绪中长大，对生活对他人很容易产生仇恨敌对情绪，就像每个人怀揣着刀一样，不要以为他会只用来对付入侵之敌，他还会用来对付自己的敌人，甚至打家劫舍，仇恨是没有唯一指向的情绪，它却可能是一种习惯性的情感方式。
在中国，有多少人懂得这一点呢？
过去的战争已经过去，孩子们仇恨过去的敌人是没有意义的，要让孩子们确立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对民主意识的认同、对和平生活的热爱，将一个个独立自由的人立起来了，就会有和谐的社会，也就会有真正的爱国者，记得过去的英雄与战争之敌，不是教育的本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题是民主、科学、法制、和谐，所以我们的教材也会与此主题相适应，这是正确的，也是任何人不能改变的潮流。
第六：关于抗日、国共内战与抗美援朝
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多是宣传敌人的残酷，是的敌人是血腥残忍的，否则就不叫敌人了，这与洪水猛兽一样，是丛林规则使然。如此宣传敌人残忍，就能让中国强大起来，让人民行动起来？文革十年，干了什么？那些红小兵红卫兵们打的不是日本人，摧残的却都是知识分子与国家干部，可见抗日教育的结果，是自己人对自己的血腥残酷。
我们通过抗日战争，却从没有反思过我们的社会制度，日本是小国，却强大过远大于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远胜过独裁王朝，家天下的方式导致中国积贫积弱，以至于民国时期仍然国家凋敝，民生苦难，无法与日本抗衡。
国家要强大，要靠民主制度，仅靠一个家族、一个利益集团，不可能使国家强大，多党竞争，人民自由这些都是强国之本，奴役人民、愚弄人民，训导人民，不可能使国家强大，更不可能使人民热爱国家。
国共内战如何教育？
两党不以人民利益为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民族灾难，谁胜利了，民族国家都失败了，有什么好宣扬的？消灭敌人八百万，那可都是同胞的生命哪！
抗美援朝，你怎么宣传？与联合国为敌，帮金家王朝作战，入侵南韩，助纣为虐，看看现在朝鲜无赖行径，就知道毛造孽深重！而这又导致联合国对华制裁三十年，中国人民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而这场战争是穷兵赎武自绝于和平世界之所为！
这些历史的真相无法向人民交待，只好子为父隐，将过去的罪恶隐藏起来，不允许探讨讨论，不允许发表文章，而如果宣传，岂不是欺骗人民？
想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亲爱的先生们，你是告诉孩子们真相，还是再造些战争神话，让孩子们进入迷狂状态？
作者：吴祚来
网友点评：日前，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于《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批判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为匪夷所思。读罢该文，笔者既叹服于李中将过年不忘抓革命促进步的“优良传统”，又颇有想法不吐不快。 李文说：“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先秦时代既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苦斗精神，又有‘奇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浩然气概，但后来被儒家文化的消极成分给磨掉了，而儒家文化的积极内容又被‘文革’给打掉了。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是否有过度的中庸和退避呢？” 说得很好，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在数千年为我们民族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本。如今传统被毁了，文化“给打掉了”，不是因为那时“革命”喊少了，更不是“金钱万能、私有万能的社会不良倾向”造就的。
君不见革命“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时，正是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玉石俱焚之时，正是国人彻底丧失独立思想与人格尊严的浩然正气之时。因此我们确实应当反思：中华文化对强权“是否过度的中庸和退避”。
李文又说：新版历史书弱化了革命而“突出了摩根大通、纽约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弹头火车、领带的流行等内容”。这让我想起中学时的政治老师，事过境迁，我已忘却她的姓名——失敬失敬——一提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憋不住的下一句就是痛斥英国的资本主义。
今日我才明白，不仅火车和领带，就是瓦特的蒸汽机也有姓社姓资的问题，也是“带着原罪”的。李中将的逻辑带我回忆起久别的中学时光，于是找回了一些对教科书的零乱记忆，这自然大大有利于我们的继续讨论。
正如李中将说，弱化战争不对。例如抗战中，中华民族就有很多慷慨悲歌之士，可见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也是不应弱化的。今天封闭信息更加困难，即使不读历史教科书，我们起码可看看凤凰卫视的《中国需要重写抗战史》。就算延安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其实也不必口口声声怒斥国军是“消极抗日”。即使符合意识形态，我们也该尊重一下全体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情感吧？
李中将又说：红色历史不容恶搞。我也举双手赞成，为确保恶搞不再重演，我建议大家重温一下1959年至1961年的历史，先是大放 “亩产十万斤”的 卫星，接着是饿死三千万人的惨剧，对这样的寰古未有之惨祸，教科书岂能语焉不详。再比如巴金先生二十年前提议筹建的文革博物馆，想必快建好了吧？这能花几两银子？恐怕比不上一个县城公仆们一年的公款消费？现在不正有些人“一面否定”改革开放，“一方面美化”文革、四人帮吗？我们怎能弱化这段历史，我们更“不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单方面‘裁军’”。
李中将在文中一再论及苏联，让我们看看历史教科书中的苏联吧！ 就以苏联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肃反运动为例，“从1934年底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结束，苏联约有70%的军长、60%的师长、50%的团长、20-25%其他军事人员遭清洗，共有25000-35000名红军指挥员，约占军官团的50%。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5人被处决，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99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和处决。普通百姓处境更悲惨，数百万人被处决，上千万人被送入集中营，许多人就死在那里。” 苏联历史极其重要的一页，我们的教科书只字不提。
当年，斯大林也正是打着镇压“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人为破坏”的旗帜，党同伐异，排除异己，才实施了耸人听闻的暴行。 如今苏联不在了，我们其实大可不必恪守仁义，“为亲者讳”。例如：苏联与德国在1939年《互不侵犯条约》秘密约定瓜分波兰、波罗的海三国、芬兰以及东欧其他国家。于是二战刚开始苏联就与德国同时入侵波兰，侵占大片波兰领土，仅在卡廷一次就屠杀了四千余名被俘的波兰军官。今天的俄罗斯尚不避讳，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何需选择性失明？ 再例如苏日1941年《中立条约》约定：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除德意日及其占领国外，苏联是唯一一个承认伪满洲国的大国。为了增进中国人国家认同，我认为这段历史也不应回避。
这样的例子举不枚举。将别人的好事安在自己身上，隐瞒自己犯过的错误，虚构自己从未作过的好事，这都是写回忆录的方法，而不应是治史的态度。
李中将又借“苏联著名哲学家兼作家季诺维也夫”之口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不是由于制度本身内部的原因，它是被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人为地破坏的。”于是我想起邓小平先生之名言：“是共产党自己没搞好，所以出了事。”还是一代伟人小平先生看得透彻，说得精辟。
李中将主张 “应由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有道德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来主导社会意识形态”，能这样自然更好，但如除了李中将外，一时凑不齐那么多“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有道德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则在我看来，修改历史教科书只需找几个有良知的明白人就行了。
17年前，目睹东欧苏联的巨变，老少革命家们天天“和平演变”、“自由化”骂翻了天，唾沫星子飞过了乌拉尔山。他们很着急，大家很理解。南巡讲话一声春雷，他们一时偃旗息鼓，但终究余怒未平，于是今天又操起类似腔调，拾起一样唾余，起劲的骂起中国的 “私有化”与改革开放。
李中将也怕历史教科书“革命”讲少了，但我想：落实“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是最大的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何必时时刻刻把“革命”口号挂在脸上，抄进书本。响鼓何须重锣，人民不是傻瓜。因此，四处兜售“革命”膏药的小贩，在“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五千年未有之盛世”，生意日渐冷落，也未必是件坏事。如果连大势都看不清楚，则即使整天摆出“枕戈待旦，闻鸡起舞”的把势，恐怕最终也难免落入空谈误国的歧路。
[ 本帖最后由 zjlijing 于 2007-2-22 20:5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