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安石悲剧”的三点思考
夏松青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北宋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人称临川先生，晚年受封荆国公，故也有人称王荆公。他在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考取进士，从此开始仕途生涯，一直至熙宁九年（1076年）。
王安石一生存诗一千五百多首，散文八百篇。然而在历史上，让王安石名垂千古的不是他的文学贡献，而是由他推动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北宋神宗时期，封建王朝的弊端已经显露无遗。公元1068年，二十岁的赵顼继位。他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但当时宋王朝外有列强环峙、领土被掠；内部官场糜烂，经济萧条。刚继位的宋神宗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安于现状，不图兴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进入了宋神宗的视野。
那时的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了解国政民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不好财利。而且他好学深思，见解独到，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实际上在此之前，王安石曾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主张，正好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于是，在熙宁二年(1069)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拜相。有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王安石发起了一场震动朝野的大变革，世称“熙宁变法”。
变法的宗旨是“ 富国强兵”。改革方案设计得极为细仔，包括青苗法（政府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农田水利法（兴修农田水利）、均输法（国家出面稳定物价）、募役法（减轻农民差役负担）、方田法（改革农业税）、保甲法（改革冗兵，提倡兵民一体）。同时他还进行了教育改革，对学校进行整顿，改组太学，目的是统一人们的思想，为改革铺平道路。
然而，谁能想到，如此正义的改革目的、如此缜密的改革方案，到头来竟是一个天怒人怨的结局：各地出现大量衣不遮体、携儿牵女、啼饥号寒的流民，酷吏们到处向百姓威逼追债，致使民不聊生。改革受到朝野上下的批评，宋神宗也为之潸然泪下，王安石被迫罢官归隐。“熙宁变法”前后不到十年，改革的失败，对国家构成了不小的打击，四十年后，北宋亡国。后世有些史学认为：是王安石的激进改革导致大宋王朝国运急转直下，以致后来发生了“靖康之难”，使汉民族被异族压迫、蹂躏长达两百余年。
王安石不愧为一代能臣，但他所推行的改革却一败涂地。因改革他两次罢官，最后落得晚景悲凉，死后还留下“千古骂名”。为什么一场富国强兵的大变法失败的如此凄惨？后世人言人殊，我个人觉得，以下三点最值得玩味：
一、 基于理想，脱离现实
绝大多数改革都发端于社会现实的某些弊端，改革的理由就是解决问题。但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同政见者发难、既得利益者阻挠、平民百姓怀疑、突发事件干扰……激烈的争论、现实的悖逆，常常使改革的合法性被挤压到“理念正义”的角落，而实际问题却经常被改革实践所忽视。仅仅炳持一种理想化模式的改革，其实近乎空想。
实际上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方案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的，它颇有点像现代的市场经济改革。列宁曾高度评价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但他忽视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宋朝正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中期，当时的封建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实际上是大于皇权的。一旦改革措施限制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他们必然群起而攻之。当时王安石就遭到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等人的激烈反对，之后的朱熹还骂王安石为“败国殄民”、“学术不正”。
尽管宋神宗全力支持改革，但改革措施的具体操作权是由官僚士大夫阶层把持的，这就注定了改革的命运。在改革过程中，几乎每次朝会，司马光、苏东坡等人都会向王安石提出各种诘难，有些问题根本就难以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于是，变法的合理性好像就只剩下“改革”二字了。黄仁宇先生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这就像现在的法制化、数字化管理，一方面是相关制度还不具操作性；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官员根本就不懂法律和网络，他们视新制度为洪水猛兽，当然“不见容”了。
二、 排斥异已，过于自负
王安石对改革很自信，他也确实有资格自信。在《答司马谏议书》中，他针对司马光所提出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点质疑严加批驳，文章言简意赅，说理透彻，也不免有点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气势。改革都会出现问题，但无论问题多么严重，改革家一般是不会主动认错的，这大概就是有关改革的一般性争论很容易演化成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原因吧！
由于当时的“中书”和“台谏”等重要机构里的官员，多数对改革持不同政见，王安石就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贬御史等等，可谓大刀阔斧。有史料记载，仅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台谏就有十九位。一时之间，“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同时，他大力引进自己的同党，像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
没有了不同声音，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却危机四伏。因为官场变成了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不学无术、投机专营之辈的天堂。甚至有些人打着拥护变法的招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后来的大奸臣蔡京就是王安石提拔起来的。而那些有思想、敢说话的正人君子，不是消极怠工，就是被排斥。苏东坡就是被一些人以“乌台诗案”为由罢官的。
在“一言堂”的环境中不光是缺少监督制衡，还最容易形成“一刀切”、“大呼隆”的弊政。为了推行“青苗法”，王安石就下了硬性指标：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搞硬性摊派。一般农民要贷款，根本不须要借钱的富农、地主也必须贷款。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还不起，就是那些富农、地主也受不了。因为官员们在这项政策中做了手脚，国家的低息贷款比高利贷的利息还高。又比如像“均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平抑物价的，后来却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反而造成物价成倍上涨，官府变成了最赚钱的机构。本来是为民造福的政策，最后变成了与民争利。改革失去了民意支持，怎么能成功？
三、闭目塞听，无视民意
信息在传递中会衰减，政策在执行中会走样。尽管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比如“青苗法”，就是他在做地方官时，亲身实践过的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这项“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后却南辕而北辙了。因为不识字的农民申请贷款时，要经过一道道程序，这里面就有了权力寻租。比如：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农民不识字，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填写，利息极高。有记载说，国家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改革走上了邪路，怎能不民怨沸腾？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政策的好坏只有群众最清楚，也只有群众最有发言权。要想清楚一项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不但要广开民意渠道，还要经常主动问政于民，不能光听官吏们欺下瞒上。但王安石并不是这样，他不但在官场搞“一言堂”，也封堵下层百姓的言路。熙宁五年正月，政府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就是监视百姓，不许乱讲“新法”的坏话，不许上访。史书上说：“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就是说，对那些胆敢公开诋毁改革的人，要像盗贼一样给予“刑事处罚”。
显然，这种压制言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不能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只能使小问题发酵成大事件、小矛盾酝酿成大冲突。最后当最高层发现这些问题必须解决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
王安石，一个卓越的文学家、思想家；一个失败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