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管理您的位置: 手牵手博客站 » 河南方城杨楼乡高血压工作站张安盈个人空间 » 日志

中国医改建言书 (转载"天涯社区"文章(20080920)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9-20 17:41:42 / 个人分类：转载文章

中国医改建言书
　　-------------------------------------------
　　本文观点：1.医院及医疗机构等其逐利之手必须从市场退出；2.农村、边远地区及弱势群体等更应该是国家医疗保障的重点领域；3.必须结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中的制度缺陷
　　
　　作者：李雪桂
　　
　　
　　
　　医疗乱象：国人难以承受之重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抢先进入眼帘的大都是医疗广告，是电视、报纸等媒体狂数滥炸式的广告让人们知道了北京不孕不育医院、北京前海医院、长江医院、方泰医院、爱尔眼科、南湖医院、亚韩美容医院等。同时也让百姓知道了哈药六厂、六必治、白加黑、三九胃泰、同仁堂、九芝堂、潘高寿、仁和药业等药品与药品生产企业。
　　2005年潘高寿斥资4300万元夺得了央视四个标段的标王,由唐国强出演的潘高寿广告在央视晚间天气预报之后的时间段播出，大批的演视演员像陈道明、赵本山等纷纷抢滩医疗广告市场，而众多的明星代言虚假医疗广告也层出不穷。
　　2005年央视中标医疗广告额为11.5亿元。几年来与医疗广告繁荣相对应的是医疗行业中医托、医闹、号贩等不少新名词的涌现，此外医院中开单提成、过度医疗、转卖病人、医药回扣，给医生下达创收指标等严重侵害病人生命财产之乱象丛生。
　　繁荣的医疗广告与逐利的医疗市场，医院与患者已形成现实中的两大敌对的阵营。
　　2006年12月25日，因为一起医疗纠纷，深圳山夏医院进入全面戒备状态，除了借来了两条警犬，院方董事长亲自带队到门口守卫，保安、医生、护士个个头戴钢盔。
　　2007年2月江西省卫生厅，公安厅联合发文《关于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通告》严惩医闹行为。
　　3月22日大连市公安局、市卫生局联合召开加强医院安全工作动员部署大会,决定在5家试点医院的基础上,属地派出所将选派民警进驻。
　　4月10日福建武夷山市医疗卫生系统所属的市立医院、中医医院等14家医院聘请了武夷山市公安局14位民警担任综治副院长，以防止职业医闹……
　　医院、医疗系统与患者的对峙，纷繁的医疗乱象之下却是广大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老百姓与疾病抗争的苦不堪言与难以承受之重。
　　2007年6月7日国家卫生部发布的卫生政务通报说：医疗费用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患者门急诊费用接近零增长，药品在医疗费用中的构成比例持续下降，患者负担有所减轻。
　　卫生部发布的这份通报或许是在缓和医疗乱象下面的紧张局面，门急诊费用接近零增长、住院费用出现负增长，殊不知有多少看不起病的病人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根本就没进过医院，彻底地放弃治疗？
　　湖南娄底市双峰县经济开发区的金开村是一个离县城不到3公里的小村，其中有一村民小组近10年因治疗不力与未经治疗死亡11人，其中完全没有进过医院的就有5人，另有5人到医院稍作治疗后，即在家里养病（等死），还有1人在医院治到没钱后，医院也就束手不管，而命断医院。
　　这是一个发生在双峰县城周边村落里的医疗现象，其它边远地区也就可窥一斑了。
　　有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门诊总量为2069亿人次，与10年前的1993年相比减少31.3亿人次，同全国人口增长相比，门诊量不升反降说明老百姓有病不治的现象大量出现。
　　
　　逐利：乱象之乱源
　　
　　在当代，说起医生，最响亮的名字是一个外国人，他叫白求恩，白求恩成了中国一个救死扶伤的代名词，也成了中国人道主义的一道道德楷模。然而由于医疗市场化的出现，医疗机构，医生受部门个人利益的驱使，相当一部分医生已背离了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迅速滑向极端的利己主义泥潭，于是当下的医生又成了老百姓眼中的白狼。
　　从白求恩到白狼称号上的巨大反差，反映了当代医患关系的巨大危机。正常的医疗服务，平常的医患关系必须格守的伦理底线（基本的人道主义）已然失守。为贩卖昂贵的设备与新药，小病大诊、过度治疗，赚取红利，药物提成，形成了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冷漠，算计、贪婪与无所顾忌。
　　长沙市韶山路一家市级大医院，一位老年妇女在其女儿的陪同下，来到该院的结核病专科，此前老年妇女在一职工医院照了个肺部的片子，片子出来后医生说，结合病已碳化了，也就是好了，为了慎重，老年妇女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了这家大医院。可该科室的一位中年医生，片子都没怎么看，就说要做痰培、穿刺等，并要求其住院治疗，母女两没敢相信这位医生，后来去了市疾控中心，一位老教授看过片子后说，没问题了，已经碳化了。
　　不分病情轻重不问病由以收治病人住院为目标，在不少医院普遍存在。而医生捞钱的手段可以说贯穿到了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2006年6月11日，在南京某医院工作10余年的一位外科医生大胆抖出医院倒卖病人黑幕，指出倒卖病人现象在全国各地医院普遍存在，只要有利可图，病人即有可能被倒卖，在医院内部各科室为了争取病人，往往采取互相争夺的手段，当某病人急需尽快手术时，B超室便主动与外科打招呼，劝病人先去做B超，主治医生也很配合，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至少50元的“介绍费”，在碰到几个科室都争抢一个病人时，主治医生觉得某科室出价更高，自然也就将病人游说到那个科室。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本因由外科进行的治疗，结果却是由外科以外的科室做了，从而误导病人造成过度治疗，严格来说倒卖病人严重剥夺了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让病人稀哩糊涂地多花钱，甚至贻误病情。
　　然而据该医生讲，倒卖病人最来钱的是倒卖器官移植病人，有能力做器官移植的多是大医院，大医院中一些大型的设备急需投入使用，尽快产生效益，而且大医院也迫切需要一些特殊的病例来验证自己的技术和疗效。于是大医院向小医院或专科医院游说倒进病人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其倒卖器官移植病人的价格有的高达上万元。
　　倒卖病人在同城医院之间可以倒，也可以在本地与外地医院间倒，同等级别医院之间倒，不同级别医院之间也倒，医院内部的各科室之间，不同医院的同种科室之间也倒，医生们倒来倒去玩的都是诈钱的游戏。
　　陈晓兰是上海虹口区广中医院理疗科的医生，1997年7月24日她的一老患者告诉她，医生非要她打激光针，但她看到别的患者打这种针时很痛，有的病人打了直哆嗦，陈晓兰看到这种名为“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的输液配套器械有一行小字ZWG-B2型，她知道ZWG是紫外光三字的拼音缩写，她告诉病人那是紫外光不是激光，然而第二天院领导就把她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基于医生的常识，所谓的光量子透射输液不但不会起到任何治疗作用，而且可能会给患者带来危害，她找说明书上的发明人上海医科大学陆应石教授，可学校人事处告诉她没有陆应石其人。陈晓兰当即向医院反映，院方不理，后她去了当时的上海医药管理局，1998年6月上海医药管理局责令广中医院停止使用光量子治疗仪。
　　停掉光量子对医院的打击是沉重的，此前广中医院每天有两三万元的营业额，“光量子”一停下来，每天6000元都不到。
　　广中医院停了“光量子”，但其它医院仍在照用不误，陈晓兰又以自己作为患者，先后在上海四家医院接受“光量子”治疗，搜集到了大量的证据。在陈晓兰这个特殊患者的努力下，在上海“坑害病人，横行三年的“光量子”终于成为历史，据当时上海医保局的一位负责人讲，以上海全市1000台光量子治疗仪计，平均每天每台以10人次计，上海一天至少要用掉医保费40万元。
　　陈晓兰对医疗黑幕的反戈一击，在广中医院已呆不下去的她被调往闸北区彭浦医院。
　　2001年10月，在新单位工作8个月后，医院理疗科新进的“鼻激光”引起了陈晓兰的注意，以主机所发出光的波长和强度对患者根本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
　　2002年4月上海药蓝局取缔了鼻激光的配套器械“鼻头”一家销售公司和数家医院被罚，罚款总额达100多万元，此事的又一直接后果是陈晓兰被劝退休，然而令陈晓兰更气愤的是“鼻头”被取缔之后与“鼻激光”配套使用的另一种产品——插入患者体内的“光纤针”很快粉墨登场了，单是“鼻头”的话，顶多是用来骗钱而已，可“光纤针”插入人体后，就变成了一种强度更大的“光量子”，其使药物变性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从而为患者带来危险。
　　到2005年，得益于陈晓兰对医疗黑幕的举报，被取缔的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即有7种之多。
　　不仅仅是陈晓兰，2004年12月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副主任医生胡卫民因无法容忍身边的体制性、系统化的医疗腐败向医院领导递交辞职报告，同时向光明日报等媒体举报该院医疗腐败问题，在胡卫民提供的《2003年经济管理方案实施细则》中，揭露了医院各种化验，检查开单提成的详细情况，其中光子刀每次提成150元，支架置入每次提成300元，磁共振每单提成70元，住院证每例提成20元……
　　细则中还规定：临床科室的西药、中药开单提成：个人2%、科室4%，中草药提成：个人5%，科室5%。2004年在此方案基础上有的开单提成更高了，如光子刀提成由每次150元提高到了500元……
　　医疗腐败说白了就是对病人抽筋剥髓的一种打劫行为。到2006年行走在医疗行业的揭黑斗士即达10数人之多。虚高药价和昂贵的检查费用即是横死病人面前的两把尖刀，而药价虚高的存在更是揭露了医疗行业的整体腐败。
　　2006年11月被查处的山西省晋城市阳城人民医院药品回扣案，涉案干部、医生、职工50多人，其回扣链的首端药剂科科长马元士仅2003年到2006年即收受贿赂60多万元。该案查处后，以前在阳城医院占据医院总收入较高比重的药品销售迅速降低至总收入的29%。
　　然而医疗行业的整体腐败远不止于此：
　　湖南南县人民医院这是一家有处方权不超过80人的二级医院，然而该院卷入医疗贿赂案的医务人员即有80多名，药品经销商在这家医院的年销售额超过200万，2003年到2005年间，提供给该医院涉案人员的回扣达130余万元。
　　转卖病人、给医生下达创收指标、用虚假仪器骗钱、收受商业贿赂或许这只是医疗行业中的小儿科，而更刺激更洒脱的来钱之道便是多收费。
　　当医疗行业走向市场化，医院沦为逐利场，绞尽脑汁捞钱，利益算计压过一切就势所必然，它最直接的后果是，医院对职业道德的行业性背叛与人道的沦丧及给全社会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2006年11月，连续6封举报信执著地飞向《南方周末》：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原主任朱志祥，从两例烧伤病人身上多收了161万元医疗费，这些费用全部来自社保基金。
　　2007年6月8日，一吴姓患者在福州市第四医院精神科就诊，接诊医生刘福生给她挂了19次号，开出多达19张的处方单。此举，通过虚增挂号次数，将大处方化整为零，造成多人看病的假象，并以此作为降低人均门诊费用的依据。
　　根据福建省卫生厅要求，2005年和2006年实行医疗费用人均零增长，2007年的医疗费用增长幅度不高于当地当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分医院变相敛财的大处方使这些惠及普通患者的措施拳落棉花，消于无形……
　　
　　人道的沦丧与医院的见死不救
　　
　　2003年3月9日湖南双峰县经济开发区还是那个离县城不足3公里的小村，一位唯一被送往省城大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救治的青年农民，在花光了其亲属为数不多的积蓄后医院断然对其终止治疗，这位年仅30岁的青年农民，生命就此嘎然而止。
　　2004年11月27日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福龙村村民左家兵在同村李绍为的邀请下同往福建龙岩打工。12月31日左家兵同其他民工在包工头的吆喝下正抓紧干活，突然左家兵左脚不能动，右脚直抖，行动困难，即被送往福建龙岩市人民医院。在医院稍作治疗后，因拿不出大把的医疗费，陪同的民工不得不放弃治疗，停止治疗后，左家兵在两三小时后即魂归西天，带着一颗负罪之心，李绍为为同伴千里背尸，可背尸一事在广州火车站败露，左家兵最终未能尸归故土。
　　2005年8月2日，福建连江县潘渡乡仁山村村民郑铿弟因车祸被送进连江县医院抢救，郑的妻子兰传花带了2000多元，经做了一系列检查与处理，郑被安排住进6楼的ICU病房，此时郑已在医院里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当兰传花看到丈夫的嘴唇开始变白后马上去找医生，医生说马上要输血，并说要先去交钱再到对面楼上的血库拿血，输血要540元，可兰身上也只剩100多元钱，加上其妹妹身上的300多元也只400多元钱，就差100多元钱。兰说把身上的手机、戒指压下来，并让其妹妹马上回去拿。但不管兰怎么哀求，就是不能打动医生那颗早已练就的麻木不仁的心，当兰跪在医生的面前哭喊救命要紧啊，可医生却是满脸的冷漠：“这和我没关系，有血我就挂上去，没血我没办法。”没多久三个多小时便过去了，郑铿弟最终没能摆脱死神的邀请……
　　2006年12月6日下午，江苏沛县魏庙镇那女士与丈夫尚某骑摩托途径经沛县五段镇时与一农用三轮车相撞，五段镇医院建议迅速转院抢救，并求助沛县120急救车，不一会120急救车赶到意欲送往沛县医院，那女士认为伤势较重，还是送徐州市第6人民医院比较保险,急救人员说送沛县不要钱,送徐州是要收钱的,问那女士带钱没有,那说其姐在第6人民医院上班,到6医院就可拿到钱,但急救医生就是不同意,于是那女士只好让救护车带着他们开往20公里外的郑集镇杜楼村的一亲戚家里借了500元钱后才选择去徐州,然而车还没到徐州,她的丈夫就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2005年12月11日北京同仁医院，来自齐齐哈尔的农民工王建明腹痛难忍被120送往同仁医院,因身无分文,院方拒绝救治。12月13日零时他再次发病,又被送往同仁医院,医生简单检查后说:“没有生命危险”，将其弃遗在走廊里，至当日22时其被发现死在厕所门口。
　　尔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医院的见死不救进行了公开审理,但医院审理的结果是王建民不应被送往同仁医院.
　　生命垂危送到医院也会错？虽然北京设有为弱势群体救治的定点医院,但这不是同仁医院乃至其它医院可以见死不救甚至可以免责的理由。生命之上，乃是社会文明的底线，将医院置入一个纯粹经济人的角色而置生命于不顾，严重地践踏了社会的人类文明与道德法则，要不，没钱的人病了就不必送医院了，直接送火葬场就是，然而此种情况浙江就有一例：
　　2005年47岁的外来工尤国英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但因无力支付医疗费，其家人被迫提出放弃治疗，并要医院救护车将其送往殡仪馆。幸亏殡仪馆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和好心人帮助，病人才被送回台州医院路桥院区继续接受治疗。尤国英终于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是何等的残酷与惨烈，又饱含多少的无奈与愤怒？
　　尤国英一家五口进城打工，省吃俭用一年下来也只能挣1万多元，而医院手术前就得押金2万元，三天的治疗费用就花了1万多元，在生与死的当口，人性与道义被无情的现实撕成了满地碎片……
　　这个极端的个案决不仅仅是患者个人及其家庭的悲哀，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哀，这样的事例发生在经济与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不仅违反了伦理道德更触犯了法律，我们无法也没有理由谴责尤国英的家属无视伦理与道德。但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反思与探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缺陷，及造成了这一事件的社会根源。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尤国英是幸运的，然而还有为数众多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尤国英，在有着和尤国英一样不幸遭遇的同时，却并不被人所关注，众多的尤国英在没有被送往火葬场的同时，却在家里无声的等死……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年仅三岁的留守儿童，今年春节则过，这名三岁的小孩因误食化肥，其爷爷把他送往医院，但这位爷爷却未能凑够医院要求的800元治疗费而不治身亡。
　　说不清有多少人因没钱治病而死在医院之外。一些贫穷的村落里，不少家庭乃至全村几代人为一名亲属的紧急医疗手术费而背上沉重的债务，它与哈尔滨的550万天价医疗费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其中医院随意多收的20万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007年6月28日湖南一电视频道播出四川遂宁一对夫妇因无力救治患病的新生儿，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新生儿被遗弃在荒郊野外，任其自生自灭……
　　
　　文明社会之公德与医保的缺失
　　
　　处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一方面是医院的见死不救，而另一方面政府较为完善的救助体系、良好的社会公德与高度文明的社会风气却让人如沐春风。
　　2006年11月22日，长沙市开福区洪山街道双河社区的居民黄国文失足跌入一口十多米深的井内，水井因年久失修，井口松动的砖块也一块块往下掉，转眼间黄国文脖子以下的地方已全部被砖块埋住，没多久110民警及10多名消防官兵迅速赶到现场，经过多方近4个小时的救援黄国文终于被抬上等候在一旁的解放军救护车。
　　也是在湖南、湘潭云湘桥镇水泵厂39岁的女员工伍金华利用休息时间与另外两名工友结伴到良湖村附近的山上扯野菜，伍金华不慎跌入一口50多米深的废井，村民在救援1个多小时无果后，消防官兵闻讯后亦马上前往营救……
　　2005年盛夏,张家界村民赵明健听到有掉下悬崖的游客呼救,赵不顾自己的手已被毒蛇咬伤对自己生命的威胁,毅然持刀砍掉受伤的手指,前往救援坠岩的游客……
　　还是在张家界,2007年4月26日一名18岁的聋哑女孩爬上30多米高的高压输电线塔欲行自杀,塔顶是11万伏的高压线,塔下是布满乱石的地面,就为这一名聋哑女孩的生命十余名公安干警与消防官兵进行了一场长达7个多小时的大营救.
　　2007年3月17日央视报道,重庆一农民亦被埋10余米深的井下,数10名消防官兵营救该农民长亦达7个多小时。
　　还有2005年，一位身患绝症的青年教师，得知自己急需巨额的医疗费用，而手中仅有的3万元已是杯水车薪时，毅然放弃治疗，将手中的3万元钱送给了同病室的另一病友。
　　太多的例子不胜枚举，不仅仅是个案，小到车祸、矿难，大到自然灾害，不管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98年的抗洪救灾、还是2003年的非典，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我们的党和政府都会倾力相救，都能感受到政府的温暖与社会的休戚与共，只是在我们的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高度文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各大城市里漂亮奢华的医院与医生对病人的冷漠与算计……
　　面对医疗行业的整体沦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大国竟然会让国民看不起病，数亿农民缺乏最起码的医疗保障，众多的国民为此痛心疾首，无数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屈死家中的“穷鬼”又怎么安息九泉？
　　2007年3月11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会，政协委员巴德年指出我国医疗卫生总体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居全世界倒数第四位。多年来，我国总以中国国情为由，要走一条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结果是走到了全世界倒数第四位，走到了老百姓极不满意，并无法承受的地步。
　　尽管医疗系统医疗道德已全线滑坡，但由于制度的原因与医疗市场化的出现，任何一家规范的医院也不可能免除任何一位贫穷患者的医疗费用，医院还得遵循自己的生存法则，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医保的缺失。虽然我们的政府在努力倡导一种文明的风尚，也在努力地构建和谐社会，同时也感受到了众多可歌可泣如唐山大地震、抗洪救灾及非典中的动人场面，但这些都只是政府在某一局部、某一时段的神来之笔，个体的民众亦只能因这些场景中的神来之笔而泽被于身，而社会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有保障的长效机制。
　　尽管上文中尤国英在媒体关注后获得了社会的捐助和救治,但在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以前任何形式的捐助都是不现实、不可靠，也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数亿农民就是处在这种医保缺失下的艰涩的生存状态，其心灵与身体的折磨每一次碰触都会带给我们锥心的痛。
　　而这样一个医保缺乏的群体，是数以亿计的，今年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王志宝称，现在中国需要帮扶的人口有1亿左右，其中绝对贫困人口（年收入低于683元）2148万，683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或许就是有钱人的一条烟、一餐饭、一夜房。假如这2148万绝对贫困人员都重病缠身，他们的结局就是一个个都得死在医院的大门之外。
　　然而有资料显示中国的贫困人口（年收入1000元以下）远不止1亿，如将城镇贫困人口与经济结构整顿中的失业与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幸存者加起来总和约1.8亿人。
　　每一个缺乏生存保障的人都不只是一个人的痛，而近两亿人缺乏基本的起码的医疗保障则是一个国家的巨大痛。让中国每一个最弱势最边缘的人群都能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不但是人道的需要也是经济的需要，一个缺乏保障的国度，国民只能是循着一种最简单的经济运行轨道，储蓄→防病→防老，而止于投资与消费。
　　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传递的民生痛感，拧紧的神经不只是我们的每一个人，还有被国民委以重任的统治者与服务者——政府，就像一个家庭，假如家长对自己的子女与其它家庭成员的冷暖疾苦的不闻不问，很难想象这个家庭是否还有着良好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家庭成员是否还在真正的爱着这个家……
　　
　　农村合作医疗：现行医疗体制下的乌托邦
　　
　　一边是憎恨、愤怒的患者，一边是沉默冷漠的医生，在医疗体制存在缺陷的环境下，这种状态中的两大群体，要想把医疗问题一点一点地解决，显然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合作医疗。
　　39年前的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点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挂牌，赤脚医生覃祥官让村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提出5分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看病只需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不要钱，同时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大量廉价的中草药和自制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的经费开支，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村，深受农民欢迎。
　　1968年12月5日，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花钱小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人民日报刊发并得到毛泽东的批示，很快，一个惠及亿万农民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铺开。
　　此后，全国95%以上的农村都陆续推行了合作医疗，然而合作医疗的命运也和时代的命运连在一起。20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合作医疗制度也因“一刀切”而陷入低谷，不久，在全国农村拥有着庞大的医疗网络的农村合作医疗点与赤脚医生也烟消云散。
　　随着市场经济与医疗市场化的出现，大批的中国农民小病拖大、大病拖垮，更谈不上无病预防了，相当一部分患病的农民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几乎就没有看过病。
　　终于，2003年湖北、山东、江苏、湖南、四川等10多个省市又悄然兴起了合作医疗。12月4日，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会议在湖北宜昌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会议并讲话，迷失了多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再度走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但是新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否真的能和二十多年前的农村合作医疗相提并论呢？
　　2006年2月7日，有新华社记者李自良等报道：宣威是云南的人口第一大县级市，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被确定为云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之一。
　　作为试点市国家财政给予了相当的补助，农民在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后可以有一定比例的报销。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的参保农民依然不愿前来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反而热衷于前往一般的私人小诊所，甚至一些定点医疗机构门前的小诊所门庭若市。
　　新上任的市卫生局局长石有昌就此展开调查，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虽然定点医疗机构是市人民医院，市医院及各乡政卫生院等公共优质医疗资源，但不少药品价格远远高于私人诊所。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即使给农民一定比例的报销，其花费也远远高于私人诊所。
　　不仅仅是宜威，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现象举目皆是，农民在定点医疗机构治病所获得的补偿与到小诊所看病相比得不偿失。
　　再看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采取的是自愿参与，多方筹资、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这种运作模式以湖南为例，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大病补偿为主。2、区分大病与小病的标准是住院与没住院，没有住院的没有报销。3、根据定点医疗机构的补偿比例来看，补偿比例较高的是乡镇卫生院，比例为55%。这其实是一种悖论：1、根据乡镇卫生院治病中的较高比率55%看，制度的设计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即希望村民有病尽可能就近治疗，以缓解大医院看病难的压力。2、以大病补偿为主，其实乡镇卫生院是看不了大病的，而能够看大病的县级以上医院不但药价奇高而且补偿的比例低。3、以住院没住院来区分能否报销与否显然是不科学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愚弄村民，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村民一般是不愿在医院住院的，而且乡镇卫生院离家也较近，真正要住院时那就说明该村民已完全动不得了，要住院，也只能住到县级以上医院了，那么制度设计中的到乡镇卫生院看病所给出的较高报销比率其实就是在和村民调口味，况且乡镇卫生院几张简易床上放着几床烂棉絮，一年难得洗几次，几乎就没有专门的护士，躺在乡卫生院和躺在家里没多大的区别。再者，好多的常见伤、病几乎就是不需要住院的，可就是这些常见的伤病其治疗费用亦高得惊人，有村民一受伤的手指花了三、四千就是一分也报不了，一般的痔疮一两千元断不了根，治一例结石就是七、八千等。这些都是不用住院的，无法报销的。
　　其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制度的设计首先保障的是医院的利益。其实质是在玩一出由政府及各方多渠道筹资养肥各大医院的游戏;外在表现为政府调农民的口味,大医院调小医院的口味。它与20多年前的农村合作医疗相比已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既是对医患资源来一次有序的再分配，同时也让各级医院分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蛋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遥望医改：几多建议与期盼
　　
　　再看看2006年2月7日新华社记者李自良等发自宣威的报道《隔离墙能否阻断回扣》：在药品流通中，药品选择，用量多少都是由医院甚至是由医生决定的，药品供应商为了推销药品，用高回扣等手段腐蚀医院的药品采购人员和医生，导致医院热衷于采购高价药品,医生热衷于开“大处方”，进药无需“回扣”的私人诊所,因此显出了竞争力.
　　必须切断药品供应商与医院的回扣环节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市卫生系统开始探索“竞价采购,统一配送”的药品流通模式……
　　……经过激烈竞争，经营药品多年的云南科汇医药发展公司最终胜出！新采购价与原采购价相比综合降幅在35%以上，有的临床药品降幅甚至高达90%，如过去每瓶27.64元的洛美沙星针剂降为3.5元；每瓶35元的鱼腥草注射液降为2.64元，以过去年平均药品收入为5000万元计，相当于为群众省了近2000万药品费。
　　值得注意的是科汇公司一头连着药品供应企业，一头连着医院，作为这药品流通链中的重要一环，科汇不仅受到了供药企业的抵制，同时医院对货款也明显的拖着不付，如果压力加大，这流通链的两端将完全断裂。显然不管科汇公司也不管云南的宣威模式还在运行否，如果不斩断医院的逐利之手，宣威模式将行之不远。就像国家对药品的数十次降价一样，药品一旦降价，药品遭遇的是降价死，生产企业停止生产，供应商停止供货，医院停止用药，宣威模式最终将遭遇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医改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斩断医院的逐利之手。
　　然而单纯的斩断医院的逐利之手如果没有制度的革新与保障，显然是一句空话。上世纪90年代，医院的产权改革被提上日程。1994年4月，中国卫生改革理论与政策高层研讨会上提出的向体制改革要资金，要效益，医院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到2000年江苏宿迁率先在全国公立医院开始产权制度改革，民间资本占到了宿迁市医疗资本中的绝大多数。
　　2004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放言，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在政府所属医疗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持股权不低于51%……然而与此形式鲜明对比是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的一组数据。我国有近5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而不住院的患者达29.6%。在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恶化，在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中中国名列144位，卫生公平性居188位。
　　到2005年，层出不穷的医疗纠纷与日益恶化的医患关系，医疗系统已广为诟病。
　　走过了10多年的医改以失败的结果告终。然而作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医改又到底该有一个怎样的改革方向呢？
　　作为一个国家，军队担负起了对自己的祖国主权不受侵犯与领土完整的责任，军队，保家卫国离不开它；警察，担负起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治安与稳定的责任，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离不开警察。同样，医疗系统应是继部队、警察之后的第三大职能保障体系。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离不开医疗系统。照此，国家应建立一个覆盖城乡的能惠及最弱势最边缘人群的医疗保障体系，医疗系统的所有人员都由国家像供养部队、警察一样的供养起来，还医院之公益性，让医院真正从社会的逐利场中退出，让任何一位贫穷的中国国民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免费医疗保障。而支撑这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就是那覆盖城乡的医疗网络。乡镇的卫生院就相当于公安的派出所，而且农村里的某一个村都配备一名类似过去赤脚医生的卫生员。与乡卫生院、县医院的功能不同的是村卫生员履行的是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主要承担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辅导等职能，其服务模式不是像大医院一样的坐堂待诊，而是主动送医上门，通过建立健康档案等形式掌握村民的健康状态，真正担当村民的健康看门人。对一般的患者，村卫生员能治疗处理的就在村里治疗，村里治不了的乡卫生院治疗，乡卫生院无法治疗的，再由县以上医院治疗。
　　如此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医保基金、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而现存的医疗乱象中的药品降价死、药品招投标、民警进医院及医托、医闹、号贩、转卖病人等医疗乱象将不复存在，就像部队公安不需要在报纸、电视上刊播自己的业务广告一样，退出逐利场的医院也就没有必要每天在报纸、电视上刊播其医疗广告了。
　　当然，这种强大的医疗保障体系是需要国家财政作为支撑的，但这种保障体系又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表现方式，让社会共担风险，共享福利与服务，人们根据需要而不是根据支付能力来获得这种福利与服务，一旦这种福利与服务的缺失，对失业者、穷人等弱势群体将是一件极为残忍的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国家有必要也有能力构建这种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从1978年到2003年，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约28倍；在国际舞台上，仅2006年1年，中国就向东盟提供了7.5亿美元贷款，同时还决定今后3年向菲律宾提供60亿美元贷款。不仅是东盟，中国在非洲各地开展的道路、铁路、发电站等援助工程其贡献远远超过西方国家，我国历年来对非援助累计治病达2.4亿人次。2004年12月30～31日的印度洋海啸，我国不但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救助、同时又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北京、上海、广东等数支医疗救助队。
　　　　当经济规模已赶超英国，并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我国，不仅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起了良好的国际威望，也体现出了一个良好的大国责任感的同时，更迫切需要我们的政府对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刷新，尽早实现社会权利与财富的合理分配，让改革的成果公平地分享。尤其是不要让太多的穷人死在医院的大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