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惠珍

盛慧珍

原文发表于2006年3月英国“自然”杂志医学分册

（Nature Medicine 12:265, 2006)

Apoorva Mandavilli文/湾松居士译

    也许，盛慧珍应该是个名人。可惜，出了干细胞领域的一个小圈子，她的知名度并不高。

    盛慧珍最令人瞻目的工作，是她2003年8月发表在一份鲜为人知的中国杂志“细胞研究”上的一篇论文，她在世界上第一个证明了可以在兔的卵细胞里让成年人的体细胞回复到原始的胚胎状态（Cell Res 13:251-263,2003）。

    盛慧珍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当时，科学家们还不知道任何灵长类动物的成年细胞能够重新进入分化程序。因为盛慧珍选用了兔的卵细胞，她的工作还提出了一个诱人可能性，人们可以应用动物的卵细胞来克隆人类的胚胎，而绕过难求的人类卵细胞。

    不可否认，盛慧珍的工作确实存在过一些问题。一些科学家对兔的线粒体是否会影响到人类囊胚的正常发育产生了疑问，他们认为盛慧珍得到的种间的囊胚不能形成畸胎体（干细胞的标志）。

    尽管如此，盛慧珍的结果如能适当地加以解释后发表的话，就可以让其他人来验证和重复她的工作。1996年克隆绵羊 Dolly的Ian Wilmut 说：“我对盛慧珍的论文不能在一个西方的杂志上发表感到非常失望，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

    盛慧珍的文章没能在西方的杂志上发表并不是因为她没有尝试。事实上，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盛慧珍连续向三个顶尖的杂志投了稿。因为少数几个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的疑问，让她的论文始终不能得以发表。英国国家科学研究所的 Robin Lovell-Badge 说：“某些审稿人让她做许多其他西方科学家不需要做的实验来证明自己的工作。”

    在被“科学”和“自然”杂志拒稿之后，盛慧珍将她的论文投到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那里，她的论文顺利地通过了审稿。但在最后一分钟，该杂志又要求盛慧珍提供更多的资料。

    就在那个时候，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不论是盛慧珍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都不愿披露该人的姓名）曾两度访问盛的实验室（按照院刊的说法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并亲眼观看了她的团队的工作。盛慧珍还能记得，那位院士曾对她说：“其实，他们不知道，甚至不敢肯定，你是否有一个实验室。”在那位院士第二次访问期间，他在盛慧珍的实验室里待了将近一个星期，并向盛的学生和合作者提了许多问题。回到美国之后，他给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审稿人写了个很好的报告。

    盛慧珍再一次接到通知，论文将被发表，并让她付了印刷费填了表。就在那最后阶段，文章又被叫停，因为杂志又资讯了一个外面的专家，按照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总编 Nick Cozzarelli 的说法，那人完全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强烈反对发表盛的论文。

    至少应该说，一篇论文到了那一刻再被拿下来实属罕见，Cozzarelli 估计那种情况发生的机率大概为5/2000。他说：“重要的是，尽管出现那样的事情极不寻常，但确实存在。”

    不管怎么样讲，那样的经历已经足够让盛慧珍决定放弃继续向西方杂志投稿。因为耽心别人正在迎头赶上，她决定在中国杂志上发表，让自己的工作有一个记录。任何人处于盛慧珍的位置都难免会怨天忧人，但盛慧珍讲起那些事来却是那样的平静和通情达理，她反复地强调那些审稿人的疑问都是有道理的。她说：“没有人应该因此受到谴责。事实上，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任何人都能够，也应该对一个科研结果产生责疑。”

    所有认识盛慧珍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有原则，有主见，一丝不苟的科学家。当盛慧珍不讨论科学问题的时候，她富有激情，甚至有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少女般的腼腆。盛慧珍的朋友，澳大利亚墨尔本 La Trobe 大学生物化学主任 Nick Hoogenraad 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同时具有盛慧珍那样的知识和人品。”

    作为一个在上海出生的上海人，盛慧珍经常独自一人在街上漫步，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她说那样可以帮助自己思考。盛慧珍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学校作了三年的免疫学研究。1984年，她离开中国去 La Trobe 大学攻读 PhD。

    在刚到澳大利亚的那几年里，盛慧珍的丈夫在日本留学，他们不得不将儿子留在国内。那时候，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几乎没有家具的小房间里，连请客吃饭都得坐在地上。

    Hoogenraad 说，盛慧珍很少说起那时候的事情，她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专业工作上，这就是盛慧珍。他还说：“文化革命偷去了（盛和她的丈夫）生命中很大一段时间，但他们既不感到愤怒和着急，也不后悔，他们总是朝前看，从来不往后看，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大的力量。”

    1987年，在多论多开完一个会议之后，盛慧珍第一次来到美国。盛慧珍被美国深深地吸引住了，随后她重返美国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工作了十一年。当了盛慧珍七年老板的 Heiner Westphal 说，“盛慧珍是我实验室中最杰出的一个。”

    就在 Westphal 实验室中工作期间，上海市政府拨款七百万元（八十七万五千美元），让盛慧珍建立一个实验室。当时极少有人从事干细胞的工作，盛慧珍为有机会开展这项研究而感到激动。1999年，盛慧珍回到中国，因为家人仍在美国，她只好来回奔波于马利兰和上海之间。

    作为一个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盛慧珍从来也没有接触过管理性事务，更不要说中国的管理系统，她很不能适应。就以“细胞研究”那篇倒霉的文章为例，政府因此削减了盛慧珍的经费，迫使她向大学的附属医院借了二百万元。经费上的危机，使得从事种间干细胞研究的学生离去。目前，盛慧珍正在重新训练学生，逐步适应中国的管理系统。她说：“我正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变得聪明起来。”

    盛慧珍承认，如果她仍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的话，事情可能会容易些。尽管如此，盛慧珍仍然没有一丝抱怨，她说她不后悔。“你会感到生气，你会感到受挫，然后你会感到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她说：“现在好了，我们已经度过了难关。”